對于“水貴如油”的說法，浙江舟山六橫島的居民恐怕感受最深刻。作為浙江省最缺水地區之一，往年遇到干旱時，六橫島就得派船去寧波取水了，每噸成本在20元以上，等于用純凈水的價格買自來水。但現在因為當地一臺日產1萬噸的海水淡化設備投入全負荷運轉，居民不用再為水發愁了，用水成本也大大降低了。目前，舟山已經在六橫、岱山、嵊泗等地建立了20個海水淡化工程裝置，其中嵊泗縣的海水淡化供水量已占當地供水總量的80%以上，成為該縣的“第一水源”。

北京雖然離渤海尚有一百多公里的距離，但水資源的嚴重短缺讓這個人口近2000萬的特大城市也開始把目光投向海水淡化。7月22日上午，北京市政協常委會通過《關于加強首都水資源保護與開發利用的建議案》和調研報告，其中提出，把淡化海水作為首都水資源戰略儲備，全方位地保護開發首都水資源。

“向海洋要淡水”，正成為不少地區不約而同的選擇。海水淡化，能否成為我國破解水資源不足問題的一把“金鑰匙”？目前海水淡化產業發展面臨哪些制約因素？未來國家可能出臺哪些扶持政策？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對中國水利企業協會脫鹽分會秘書長郭有智進行了專訪。

成本仍是主要制約因素

上海證券報：目前國內海水淡化市場形勢如何？制約海水淡化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郭有智：國內現在對海水淡化市場形勢普遍看好。這一方面是因國家高度重視，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和7月份召開的中央水利工作會議都特別提到發展海水淡化。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特別是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加速了東部沿海城市的水資源緊缺程度，一些沿海發達地區以及離海較近的超大城市，人口眾多，對水資源的需求量又特別大。在這種情況下，海水淡化產業的發展對于這些地區可持續發展進程中的水資源補充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談到制約因素，成本因素是主要問題之一。海水淡化從征地工程、取水、能源、建設到材料全部都是100%的核算，沒有其他水利項目的“福利”，成本較高。調水在今后一段時間依然是我們國家解決水資源問題的主要手段，這是一個技術成熟度和消費慣性的問題。一般而言，只有在無水可調或者經濟、社會成本太大(如庫區遷移和開渠動遷成本越來越大)等情況下，才會轉而考慮發展海水淡化。其次，目前國內海水淡化設備或材料基本上依賴進口，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技術較少。另外，海水淡化產業要得到長足發展，還需要國家出臺一系列相關的法律、法規、標準和規范，給予有力推動。

上海證券報：在南水北調延后進京的背景下，北京已經把淡化海水提升為水資源戰略儲備。您如何看待南水北調與海水淡化的關系？

郭有智：北京屬于嚴重缺水型城市，目前人均占有用水量不足三百立方米，不及國際公認的缺水下限的三分之一，僅為中國平均水平的八分之一。隨著北京人口的急劇增加和現代化進程的加快，北京的水資源緊缺現象可能進一步加劇。南水北調引水進京規劃被延后五年，這使原本水庫蓄水不足、地下水位下降的首都水資源承載能力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

在談到海水淡化時，很多人都會提到南水北調。實際上，南水北調是個很大的話題，涉及國家戰略、水源安全和首都的穩定以及華北的生態恢復等諸多方面，不要把海水淡化和南水北調對立起來討論，而應該看作是互補和合作的關系。隨著經濟發展，調過來的水以后也可能不夠用。北京把海水淡化作為戰略儲備是很有眼光的，因為海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海水淡化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水資源問題。

產業將迎來發展良機

上海證券報：發展成本高、難以入管網等問題成為制約海水淡化產業發展的瓶頸，該如何突破？“十二五”期間會有哪些扶持措施出臺？

郭有智：隨著科技的進步，目前海水淡化成本已經大大降低，成本在某些地方已具優勢。另一方面則涉及是否盈利以及盈利模式的問題。我國目前的海水淡化一般都是小型的和點對點的項目，如果要大規模發展海水淡化，并讓相關企業盈利的話，海水淡化必須進入城鎮的管網給城市供水，投資建設海水淡化工廠后，如果水務部門不接受淡化水，海水淡化就會走入死路。目前的情況是水務部門對海水淡化積極性不高。因此，應該由政府主導出臺一系列有利于海水淡化發展的政策和法規。我覺得以色列的模式值得借鑒——在海水淡化項目建設前就與政府簽訂協議，所生產的水全部由政府來收購。淡化水的管道直接接到國家水網，水網處設有閥門和檢測表，只要達到標準，淡化水就能源源不斷地流進來，而且價格便宜，效益明顯。

目前國家有關部門非常重視海水淡化產業的發展，國家發改委、海洋局、科技部等多個部委都在醞釀出臺相關扶持政策和措施，水利部門也就海水淡化作為水資源配置開展專門的研究。“十二五”期間，對海水淡化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肯定會加大。相關政策措施的出臺和實施，必將對我國海水淡化產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可以說，中國的海水淡化產業即將迎來最重要的發展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