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該草案尚在公開征求意見。對此，北京千千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做了16年專職公益律師的郭建梅認為，“如果僅僅是這么模糊的一條，我并不覺得對我們這個行業的人能有多大的幫助。”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初次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增加一條，作為第五十五條：“對污染環境、侵害眾多消注冊法國公司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有關機關、社會團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郭建梅告訴記者，目前中國專職的公益律師只有幾十人，一般供職于公益組織或者律師事務所，在目前的法治環境下他們面臨的尷尬是，身份未得法律認可、收入不穩定、精神受折磨，甚至生命安全受威脅等困難。

律師李方平說，近年來公益訴訟的政策口子越來越緊，不僅許多訴訟難以立案或進行，訴訟資金更是無法獲取。這些正在迫注冊意大利公司使越來越多的公益訴訟律師轉型做商業訴訟。

現實困境

原則上，公益律師可以通過三種方式籌資：向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申請法律援助；向國內企業募捐；向國外的基金會申請。

但事實上，北京一位已有三年經驗的專職公益律師表示：“要從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獲取資金，只有純粹做殘疾、低保戶這一類的社會救助機注冊德國公司構能做到，像佟麗華負責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其它的組織根本沒有希望。”

向企業募捐更是希望渺茫。對這些律所而言，唯一可能的資金來源就是國外的基金會，“但是這幾年也越來越難了，向國際上求助比較敏感。”上述公益律師說。

“公益律師不讓叫，國外資助不讓接，年輕的律師要靠什么存活，這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郭建梅告訴記者，她所在中心的律師流動非常頻繁。

不僅僅是資金問題，對于公益訴訟律師來說，更棘手的是當前的法制環境困境。

“公益訴訟作為一種戰略性訴訟，針對的往往是政策方面的問題，目的是要推進立法改革、維護公共利益，多少部門會喜歡？”郭建梅表示。

對于這一看法，福建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與湖南湘潭大學教授顏運秋等學者均表示贊同。在他們看來，立法不健全、執法不嚴格、地方保護色彩濃厚等，是造成公益律師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

“立法上的不完善，導致公益訴訟很難立案。要改善公益律師的生存狀況，最重要的還是得于法有據，你憑什么，根據法律哪一條來提起訴訟。現在法官往往以法律沒有規定為由，消極拒絕立案。”

對法院來說，經常的情況是能不立案則不立案。一些北京專職公益律師的經驗證明，公益訴訟案件以敗數居多，“像勞動爭議仲裁，很多案件拿到法院，法院都以不屬于勞動爭議仲裁范疇為由不能立案，那還怎么訴訟。”

更加麻煩的是涉及土地等社會敏感問題的案子，一位受訪律師曾接手某“農村婦女土地分配案件”，他告訴記者，此案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可走訴訟或行政調節的途徑，但實際訴訟過程中，法院不給立案，訴訟就走不通，行政調節時政府又不作為，最終不予解決。

紛紛轉型

在當前面臨的現實訴訟制度環境下，近年來不少公益律師紛紛轉型。

北京市東方公益法律援助律師事務所，是中國第一家以“公益”命名的非盈利律師事務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著名學者發起，2005年律師黃金榮曾代理有名的“火車票強制保險案”，但2006年后，該律所案件代理“因壓力太大”而終止。

郭建梅所負責的千千律師事務所，為原北京大學法學院婦女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成立于1995年，由于“代理敏感性案件”于2010年3月被迫撤出北京大學，而她自己也曾被有關機構勸退多次。

律師太少，案件太多，很多時候，公益律師只能根據案子本身的嚴重程度、代表性、研究價值和對中國立法的影響來自行挑選代理。“能否支撐下來，靠的是理想、信念的支持，而專職太艱難，現在普遍存在的都是兼職公益律師，他們平時以接商業性案子為生。”李方平說，他目前大概花一半的時間在公益訴訟上。

對此，王利平評價：“公益訴訟僅靠個人來做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各種社會力量的注入才能實現資金來源的獨立性。”

顏運秋則認為，公益訴訟也可以收費，也可有利可圖，這是解決律師生活困境的辦法之一，“現在其它類型案件辦理過程中，律師從最終的罰款賠償中獲取一部分作為報酬是允許的，但收費標準不能超過30%，這完全可以運用在公益訴訟上。”

王利平認為，要為公益律師創造條件，當務之急是改變理念，“公民推動制度完善是在法律途徑內的好事。”為此，要將公益律師“脫敏”，“公益律師要與維權律師區分開來。”

他同意：“公益律師的困境就是公益訴訟的困境，歸根結底是中國公益組織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