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美價廉”聽上去是個褒義詞，但放在中國做手機出口的企業身上，這似乎更像一個解不開的利潤魔咒。

不久前，[注冊伯利茲公司]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秘書長劉春在廣交會上表示，今年我國手機出口總量將達到10億部，出口量占全球市場近八成，但全球手機市場99%的利潤都被蘋果和三星賺走，中國手機企業尚未形成核心競爭力。

與激戰正酣的國內市場相比，海外出口市場似乎也并不是手機企業“過冬”的好地方。艾媒CEO張毅對《第一財經（微博)日報》表示，技術上的局限和資金投入不足都讓海外市場陷入了價格戰的尷尬局面，最終只能在產業鏈底端賺取微薄的利潤。

份額優勢：出貨快、量大、低價

中國手機出口如何做到全球80%份額？

在張毅看來，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全球手機制造早已形成以中國制造為主的格局。“尤其在珠三角地區，早已形成了從上游原材料供應到加工集成，再到組裝等一系列成熟的配套產業鏈，規模效應明顯，總體成本低。”

他對記者表示，過去幾年間，除了代工給蘋果、三星等制造手機外，大量中國出口型手機廠商的市場打法主要為兩種，一是向欠發達國家地區或發達國家的運營商做定制；二是有一定品牌主打中低端市場，如天宇、西可、天瓏和龍旗。

早在2007年，全球運營商沃達豐和英國電信就開始在中國大量地采購定制手機，隨后，東南亞和歐洲越來越多的運營商、品牌商和手機代理商把中國當作最佳的手機定制采購市場。

“快速的產品和資金周期率，手機產品從原材料采購、手機組裝、出貨，再到收款，一般只需10天左右，這樣一年運轉下來，年投資回報率在150%左右。”一位手機出口從業者對記者表示，這就是過去手機出口的黃金時期大部分國產手機在海外市場的生存之道，低價低利潤但出貨量大，這種方式在欠發達的地區尤為奏效。

與之配套的產業鏈也尤為興旺。在深圳，有數據顯示在高峰時期做低端功能機的從業人員可能超過十萬數量級，并組成手機生產商和貿易商分布在以賽格廣場、電子科技大廈等寫字樓為代表的華強北，以及位于深圳中心區附近的車公廟工業區。晚上出貨、早上測機，沒有時間休息的手機從業人員每天處于高度亢奮狀態，有些初入行者不消幾個星期就把眼睛熬紅。

“僅以白牌手機（沒有品牌的山寨機）出貨量計算，去年全球生產的17億部手機里，中國企業設計和生產的大概有8億，其實絕大部分還是功能機。”iSuppli的一位中國研究總監說。

這種低技術水平的“山頭”還在不斷增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我國一般貿易出口手機平均價格僅為33．3美元，國產品牌手機主要還都是集中在低端領域。

一名IDC行業分析師曾感嘆道，2011年到2015年期間，整個歐洲預計將銷售7億多部智能手機，但全球智能手機的競爭集中在軟件平臺上的時候，中國的手機廠商卻展示的是硬件品牌。

在他看來，出色的硬件能力或許在一定層面上也在削減中國手機在海外市場的價值提升空間。

被自己壓縮的利潤空間

但如何提升國產手機在海外市場的附加值似乎是一個尚未有解的問題。

一業內人士表示，有一部分的原因來自于出口手機自身過于“相像”。“由于上游產業高度透明，手機廠商風格往往千篇一律，找不到屬于自己的特色，產品線也缺乏明確的劃分。”該人士表示，從目前形勢看，大部分科技類、電子類企業，[注冊法國公司]依然走著復制、加工的老路。在市場不行的時候再以降價來保住份額。

酷派一內部人士對記者說，現在的中小手機廠商首先要的是生存，要在手機競爭中突圍而出，最快的方式是價格戰，即便虧損也是可以承受的。如果這時候談在高端市場中建立品牌是不現實的，根本發不了力。

“手機是快速消費品，講求的是規模效應，如果跟不上市場的步伐，新品就會變庫存，很多廠商在出貨的時候是把市場占有率放在第一位。” 酷派人士認為，很大一部分國產手機廠商還是希望“薄利多銷”，沖一下數量，一個手機，一個月50萬和100萬的銷量對分攤硬件成本起著很關鍵的作用。

“但這樣的做法直接破壞了市場。” 以利潤換市場份額的籌碼，在張文學看來已經觸碰到了企業生存的底線。

張文學是深圳基伍手機的負責人，憑借著多年來在上下游產業鏈上打下的基礎，基伍國際曾攀上了全球手機出貨量的前十。“那時候賺錢是挺輕松的事情。”張文學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基伍曾在印度市場上家喻戶曉。“一個輝煌的記錄是，在印度全國33個電視臺同時都在循環播放基伍的廣告。”張文學告訴記者，那時候在印度有個專門為基伍做品牌宣傳的廣告公司，每個月的支出至少在50萬美元。

不過，當每部手機的最低售價從過去的20多美元降至目前的7.5美元的時候，基伍不得不選擇逐漸退出印度超低端市場的競爭，[注冊意大利公司]這也讓基伍在印度的手機銷量一下子下降了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