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因素”風靡世界市場之時，我國在國際貿易體系的定價權卻近乎全面崩潰。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近日直言，“中國當前面臨一大問題就是大宗商品定價權的缺失”，并指出了破解這一困局的三大途徑: 整合國內市場；有效利用反壟斷法及WTO規則；利用中國大市場地位，采取多種金融手段，通過在國內建立期貨市場等增強對價格的影響力。

　　國際貿易定價權關乎國家經濟全局，并左右國內相關產業發展，不掌握國際貿易定價權就會在經濟轉型和跨越式發展中處處受制于人，譬如在國際鐵礦石市場中，我國65%的鐵礦石進口市場占比卻沒有定價權，只能被動接受賣方的壟斷價格。中國作為一個新興加轉軌的發展中大國，通過整合國內市場、有效利用反壟斷法及WTO規則以及利用中國大市場地位，采取多種金融手段增強對價格的影響力，然后在此基礎上謀求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毋庸置疑。

　　中國當下謀求國際貿易定價權的態度十分明確，就是要將缺失的鐵礦石，石油、銅、糧食等大宗商品定價權取回來，并進而在其他國際交易產品上獲得與我們經濟地位相匹配的交易定價話語權。但要實現這個目標卻并非坦途。一方面，不論是整合國內市場，還是建設規范的期貨市場都是要著眼長遠、審慎布局，并形成政策合力，絕不是一夕之功；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對原料進口或產品出口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產業去“產業政策化”，盡量避免此類產業政策出臺上的短視行為，防止“中國因素”造成中國定價權“自傷”。

　　整合國內市場、建設規范的期貨市場等金融市場手段，從長遠看都是中肯的謀求國際貿易定價權的治本措施，立即付諸實施啟動相關公司整合、行業整合、淘汰落后過剩產能是必須的決斷，可畢竟不能竟一日之功。中國當下為贏得主動權謀求國際貿易定價話語權重點還是要落腳于“去產業政策化”，特別是對我國原料不足嚴重依賴進口的行業更要立即去“振興產業政策化”，這其中主要指國家在一定時期為了特定調控目標臨時實施的“產業振興政策”，比如汽車產業政策、房地產業振興政策、鋼鐵業振興政策等，而不包括以節能減排為目標的相關政策，后者要從嚴長期實施，不在政策檢討之列。

　　以中國振興鋼鐵業和汽車業政策為例，這些產業振興政策的實施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對于提振中國經濟無疑是有利的，也是必要的，但也客觀上給國外造成了中國有大量需求的假象，導致出現了“中國買什么什么就漲”的邏輯怪圈，這種所謂的剛性需求使中國國際貿易定價權進一步喪失。如果說這些在危機時期還是可以接受的話，那么在后危機時代，恪于這兩個行業在中國發展自身的局限性：鋼鐵產能過剩、汽車增多導致城市擁堵愈發嚴重、與之相關的大宗商品石油和鐵礦石嚴重依賴進口、過剩產能國內消化成本高，前述振興鋼鐵業和汽車業的產業政策實際上已對我們謀求國際貿易定價權造成困難。

　　獲取國際貿易定價權需要一個相對平衡的需求市場環境、政策環境，在中國鼓勵石油、銅、鋼鐵等大宗商品市場需求的個別振興政策沒有退出前，在有國際資本或國際炒家參與商業運作下，大宗商品在博弈中的對賭定價、壟斷定價會成為交易慣例，而本就不甚熟悉國際規則的中國商事主體將更難從一般商業談判中求得對自己有利的定價權。因此就現實而言，中國要獲取國際貿易定價權，沒有國家長期政策的配合是不可能的，與其揚湯止沸，倒不如通過法律政策釜底抽薪，對原料進口或產品出口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產業堅決去“產業政策短期化”，慎提“大力發展”進口或出口兩頭中的一頭嚴重依賴國外市場的行業，然后在此基礎上配合利用反壟斷法、WTO規則以及其他金融市場手段，中國謀求國際貿易定價權的努力才能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