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普遍希望子女能夠把企業發揚光大，傳承和積累更多家族財富，但并非每個企業家子女都對家族企業感興趣。
有些人更希望追隨自己其他方向的夢想，[在天津注冊香港公司服務]比如巴菲特的小兒子彼得就選擇成為一位音樂人，而不是進入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
也因為這樣，很多富人為孩子考慮而采取了設立家族信托的方式，不直接把財產分配給繼承人，而是委托給信托基金受托人來管理，從而將股東和運營者的角色分開，任用能干的職業經理人管理家族企業，同時又保障繼承人可以生活無憂。
財富傳承穩保障
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家族信托基金的運用已經相當普遍。
IBM掌門人沃森曾以自己的孫輩為受益人設立了一筆數百萬美元的信托基金，他們年滿35歲就可以支配基金中各自的份額。
美國前總統約翰·肯尼迪之子小約翰·肯尼迪，生前依靠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過上隨心所欲的貴公子生活，并客串雜志經營業務。
他的父親與叔叔也同樣受益于家族信托基金。
據約翰·肯尼迪的弟弟愛德華·肯尼迪稱，1936年他4歲時，父親已為他和哥哥分別設立了1000萬美元的信托基金。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帕麗斯·希爾頓，盡管她的祖父2007年把希爾頓酒店出售給了百仕通集團，并宣布將名下約23億美元的資產大部分捐贈給慈善機構希爾頓基金會，但這并太影響帕麗斯的生活，因為她依然擁有為己而設的家族信托基金。
在香港，船王許愛周之孫、中建企業主席許世勛之子許晉亨的收入同樣來自家族信托基金。
許愛周上世紀40年代從事地產及投資業務積累了大量財富，他將名下重要資產如中建大廈等樓宇和亞洲貨柜股權放入周興置業旗下，并以家族信托基金持有，由許世勛三兄弟共同掌管，家族成員每月在基金內支薪而不能直接分得遺產。
另外，一些官員在上任時為保證不牟私利，也會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如前香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當年即把財產以家族信托基金形式交給父親唐翔千管理。
為防止家族信托基金的庇蔭讓受益人們成為無節制揮霍的紈绔子弟，一些信托還會專門設置防揮霍條款，對受益人的權力進行限制。
在設計信托契約時可以依據父母對子女的期望來設定撥放財產的條件，如所發款項只夠維持子女過中產生活，或只能用于醫療、教育等支出，讓子女不會因繼承巨款而出現價值觀偏差。
合理節稅保護傘
在美國等遺產稅高昂的國家，信托基金的另一個重要功能是節稅，財富家族可以通過設立理論上能永續存在的朝代信托來規避遺產稅和隔代轉移稅。
例如，在遺產稅的最高邊際稅率高達45%的情況下，如果傳承三代，通過朝代信托可能會幫繼承人節省70%以上的稅收。
不過，設立朝代信托需要向受托的金融機構支付不菲的手續費及管理費，每年的費用有可能達到信托資產的1%。
因此，為節省管理費也有許多人會選擇負責任的家庭成員或朋友作為受托人。
比如薩默·雷石東的家族信托基金SMR信托，主要托管人即是他多年的副手維亞康姆公司CEO菲力普·道曼。
當然，這種情況下委托人的選擇與公平處事就更為重要。
香港羅氏針織創辦人羅定邦于1996年4月成立家族基金，選擇次子羅蜀凱任受托人，而到了2007年，其四子羅嘉寶之女羅穎怡就入稟法院，控告二伯父沒有提供信托基金內物業及資產全面準確的資料，要求他交代賬目。
為解決此問題，信托基金委托人也可以指定專門的監察人，以監督受托人是否履約。
資產隔離防火墻
因為信托獨具的資產保護機制，且委托人和受益人通常不是同一人，家族信托還可以充當財產的“防火墻”。
如果委托人死亡、離異或破產，信托財產不會受其牽連，債權人或配偶都無權拿走。
香港曾有一位富商設立了一個1000萬港幣、為期三年的信托，受益人為10歲女兒。
未料，兩年后該富商因經營不善，資不抵債面臨破產。
在清算時，債權人雖然發現卻無法動用這筆信托中的錢款。
三年到期后，信托轉為現金劃至女兒名下，按照香港有關法律，信托只管受益人是否拿到錢，而不管受益人拿到錢后給誰用或怎么用，富商就可以靠這筆信托資金重整旗鼓，東山再起。
去年轟動一時的龍湖地產主席吳亞軍與蔡奎離婚事件中，也讓公眾看到了家族信托的妙用。
蔡奎的家族信托“銀地”最終漂離了吳亞軍的家族信托“銀海”，僅用一紙協議就解決了夫妻分家問題，連公告都不用發，避免了一般通過股權分割財產帶來的稅負成本及交易成本，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對上市公司的沖擊。
境外上市好工具
實際上，在境外上市過程中信托安排屢見不鮮，早已經成為企業跨境重組及資產規劃的一個利器。
那么，境外上市中典型的信托結構通常是如何安排的呢？2012年末在港上市的中國白銀集團就詳細演繹了這一過程。
中國白銀集團在國內的運營公司主要是江西龍天勇有色金屬有限公司（簡稱“龍天勇金屬”），其股權分別由陳萬天（66.18%）、吳文勇（15.64%）、陳萬龍（7.27%）、陳榮（7.27%）和萬成來（3.64%）持有，其中實名股東陳萬權及陳萬成作為代名人，代表陳萬天及配偶周佩珍持有部分股權。
為了完成上市重組，大股東陳萬天的配偶周佩珍選擇了變換國籍方式，以繞開《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并自2011年9月起成為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國民。
其重組方式可以簡單概括如下：周佩珍在境外設立了Rich（BVI）、中國白銀集團（開曼）、中國白銀（BVI）和中國白銀（香港）等一系列中間控股公司，又通過中國白銀（香港）在境內設立了一個外商獨資企業（WFOE）“浙江富銀”，進而又用這家WFOE收購了國內的“龍天勇金屬”及其他相關運營公司，從而完成境內權益置入境外的重組過程。
當所有股權都轉移到了周佩珍手上的時候，原股東的利益又怎么保證呢？
解決辦法是，周佩珍作為委托人設立了五個酌情信托，即陳氏家族信托、WWY信托、CWL信托、CR信托及WCL信托。
這五個信托分別為“龍天勇金屬”五位原股東陳萬天、吳文勇、陳萬龍、陳榮和萬成來的家族信托，各自信托在擬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也與原股東持股比例相同。
五位原股東分別為各自信托的保護人，五位原股東及其配偶、子女等為各自信托的受益人。
中國白銀集團的這一系列安排，[在成都注冊香港公司服務]非常典型地詮釋了在境外上市過程中如何利用境外信托完成跨境重組及境外資產安排。
借助信托這一工具，企業的實際控制人一方面通過轉換身份等方式實現了重組，另一方面又保證資產倒手過程不失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