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負面預測居多，因而有國內媒體認為這是國際上“唱衰中國”的陰謀。其實這種說法是對西方媒體的一種誤解。很多情況下，同一時期的西方媒體報道中往往可以聽到不同的聲音。而當大家的意見趨于一致時，反映的是某種觀點在媒體中占據了優勢。最近對中國經濟的負面預測增多，反映的是大家對中國經濟的擔憂逐漸增強。與其認為這是種別有用心的陰謀，不如認真考慮下是否中國經濟真的象報道擔心的那樣存在較強的下行風險。
個人而言，[如何在溫州注冊香港公司服務]我認為中國下半年的經濟形勢確實不樂觀。這種不樂觀主要來自下面幾個原因。第一，國際市場上對中國產品的外部需求預計將持續惡化。第二，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支撐能力要遠小于08-09年。第三，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很可能將繼續拖累中國經濟增長。
中國產品外部需求的下降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由外部整體需求下降造成。西班牙向歐盟請求援助性貸款標志著歐洲債務危機惡化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西班牙目前面臨和希臘類似的資本外逃現象。但由于西班牙經濟總量要遠高于希臘，對銀行注資所需要的資金也要遠高于希臘。而且在危機正式解決之前，這種資本外逃就不會停止。因此，對西班牙銀行注資只是一個臨時解決方案。而歐洲債務危機最終的解決需要一個根本性的政策改變。這是由于隨著西班牙和意大利這種大型經濟體的卷入，以往的救助方案已經不可能再持續下去。僅西班牙和意大利兩國今后兩年到期的政府債務就有超過8千5百億歐元，遠高于可以動用的救助資金。這種情況下，歐債危機的解決需要通過歐洲共同債券或者歐洲央行擔任最后貸款人等這種有無限火力的救助方案。但上述兩個解決方案充滿政治障礙，目前看不到任何解決的跡象。因而下半年歐洲債務危機進一步惡化的可能性非常大。這將給全球經濟造成沖擊，降低全球投資和消費需求。
另一方面，中國的國際競爭力在過去兩年下降很快。除了人民幣對美元和歐元升值的因素外，中國勞動力成本在通貨膨脹和住房成本上升的作用下也大幅度上升。從 08年以來，中國的單位產出勞動力成本上升了20%左右。而同一時期歐洲和美國由于工資的下降和生產效率提高，單位產出勞動力成本基本沒有變化。加上人民幣08年來對美元升值13%，對歐元更是升值了25%左右，中國勞動力成本相對這兩個主要貿易伙伴上升了35%以上。這種勞動力成本相對變化的影響也將在今明兩年逐步傳導到中國的對外貿易中。
2009年，中國經濟面臨了類似的外部需求快速萎縮的局面。但四萬億的財政刺激方案迅速提高了國內投資需求，彌補了外部需求不足的問題，為穩定中國經濟增長起到了暫時性作用。但四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負面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除了造成通貨膨脹和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外，也形成了一些盲目擴張的項目成為目前的負擔。而 2010年的通貨膨脹和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也是造成上面提到的中國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推出類似09年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中國在08年底和09年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投資和消費的方案。隨著通貨膨脹和房地產價格上升過快，政府又推出了一系列的緊縮政策。這種政策上的大起大落必然損害政府今后政策上的可信度。即使目前政府通過一些鼓勵私營企業投資的政策來應對經濟放緩，恐怕私營企業也要考慮是否會再次出現政策上的快速轉向問題。另外一個對經濟擴張政策造成制約的是食品價格可能今年下半年會再次出現上漲。美國今年面臨30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對農業作物造成很大打擊。全球糧價下半年很可能再次出現上漲。由于食品在中國居民消費的比重較高，食品價格上漲將對CPI通脹率起到顯著影響。通脹如果在下半年抬頭，中國政府在推行經濟刺激方案時也會受到很大制約。
對中國經濟的另一個擔心來自房地產。房地產投資在最近幾年對中國經濟增長起到顯著的貢獻作用。在房價持續上漲的背景下，中國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在08年前保持在一個高位。08年房地產投資增長出現比較明顯下滑，我認為這是房地產自我調節的一個表現。從收入和房價關系以及租售比等指標看，中國房價當時已經處在一個較高水平。房地產價格偏離基本面后，必然會出現回調。而房地產投資的變化往往會先于價格的調整。例如美國房貸危機在07年爆發，而在06年時房地產投資率就開始了明顯的下降。但伴隨著4萬億財政刺激方案的推出，中國房地產價格和投資出現了新一輪的上漲。今年年初開始，房地產投資增速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當然這和房屋限購等宏觀調控有密切聯系。但我個人認為，長期而言中國房價仍然偏離居民的正常收入水平加上目前房地產市場需要一個去存貨的過程，房地產投資增長在近期不會有太大起色。局部市場可能會出現回暖跡象，但房市場市場整體而言，很可能會繼續拖累GDP增長。
總而言之，[如何在蘇州注冊香港公司服務]下半年中國面臨外部需求減少和房地產市場繼續低迷的下行風險。而由于上次4萬億財政刺激的負面影響和其他制約，中國政府對經濟增長的支撐力度也會受到限制。因而中國經濟增長明顯放緩并非空穴來風。
注：作者為經濟學博士，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高級經濟學家；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美國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或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系統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