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2001年，當時9/11恐怖襲擊剛剛過去，《經濟學人》雜志刊登了一個封面，標題是“改變世界的一天”。當時這樣的斷語讓人覺得頗為貼切。但是，盡管這一事件非常糟糕，當歷史學家們開始回顧我們所處的時代時，我揣測他們會否真的認為那是引發西方世界改變的事件。
如果你觀察一下周圍，[大連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你現在可能會猜測，改變世界的事件是否是金融危機的標志性時刻——雷曼兄弟的破產。
畢竟，這場危機改變全球政治格局顯然與其改變全球金融格局的速度一樣快。這些事情顯然是復雜的，但你可以進行這樣的推定：迅速上漲的食品價格——你可以輕易將其歸咎于定量寬松政策——導致了阿拉伯之春，而定量寬松是金融危機的一個明顯而直接的結果。
這場危機還導致了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并顯然要對隨之而來的日益普遍的抗議負責。就連中日爭端也可以歸咎于金融危機：如果中國領導人不是因為出口放緩而希望將注意力引開的話，他們對于尖閣諸島（中國稱之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操心程度會否超出尋常水平？
這場危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各種各樣的獨立運動出現的原因。如果不是蘇格蘭選民認為工黨金融無能，那么蘇格蘭民族黨還會在選舉中勝出嗎？如果沒有西班牙的經濟危機，加泰羅尼亞還會要求接手馬德里在該區的征稅權力嗎？
當然，接下來還有定量寬松本身。太長時間和太大數額的印鈔從很多方面來講都是一個糟糕的想法，但其中一點是，印鈔最終會扼殺人們對金錢的信任。有傳奇色彩的投資者約翰•鄧普頓爵士喜歡指出，濫用度量衡是政府失去選民信任的一條捷徑。改變你口袋里美元、英鎊和歐元價值的定量寬松如果不是濫用度量衡的話，又是什么呢？
你還可以將這一事實歸咎于這場危機：西方國家政府的規模更有可能從現在的水平擴大，而非縮小。為什么？不平等。
你可以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稱日益加重的不平等（99%的人實際薪資下滑）讓消費者沒有能力消費，除非他們借款（這是引發金融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因素）。但這點是否屬實其實并不重要。不平等已成為西方的一件政治大事，這意味著，所有意識形態的政界人士都在尋找新的再分配方式，即便他們未能解決預算赤字問題。
這就是為什么我們不得不忍受無休止的有關出臺財富稅的辯論（我要提醒你，印花稅和非通脹掛鉤的資本利得稅意味著，英國已有兩項財富稅）；為什么并非所有人都對自由民主黨提出的建議感到憤怒，該黨提出，應迫使那些收入超過5萬英鎊的人承擔比目前更高的英國政府償債負擔；為什么多數法國富人已收拾好行李，準備在摩納哥度過多年。
我提到這一切是為了說明，這場危機不僅造成了經濟影響，還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影響。綜合來看，你會發現全球經濟中的苦難和不確定性都肯定處于極端水平。
從單純的投資角度來看，這不一定重要。正如桑迪•奈恩和喬納森•戴維斯在二人的新書《Templeton’s Way with Money》中所言，問題無非是“有多少負面因素已被計入股票、債券和其他金融工具的價格”。通常，在經濟困難時期，特別是像現在這樣的不可預測的時期，投資者可以獲得非常低的估值，從而有很大幾率在未來獲得高回報，由此得到補償。因此有這樣的說法：人們應“趁街上發生流血事件時買進”。
然而，現在街上一滴“血”都沒有。沒錯，從長期估值，一兩個市場（特別是在歐洲）較為廉價。但由于定量寬松和錯覺的有毒組合，美國市場肯定不便宜。
策略師安德魯•史密瑟斯提出，盡管“考慮到風險”美國股市應變得“廉價”，但它們卻很昂貴，根據史密瑟斯青睞的衡量標準，美國股市被高估59%。這些衡量標準包括經過周期調整的市盈率（考慮10年期間的利潤）和托賓Q比率(Tobin's Q，比較股價與資產重置價值)。這能持續多久？
法國興業銀行的艾伯特•愛德華斯認為時間不會很長。[廈門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他在最新簡報中提出，所有人都應大幅削減股票投資（他上一次這樣說是在2008年5月），理由是，盡管定量寬松很可能產生資金洪流，在一段時間內保持資產價格高企，但投資者最終將失去信心，意識到本•伯南克的“毀滅性”政策終有一天會“毀滅世界”。如果你認為，你的錢在美國可能比在歐洲更安全的話，那么請記住這點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