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速回落的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今后10年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引擎，而城鎮化再度被主流觀點認為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持久動力，或未來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個別經濟學家甚至認為城鎮化是讓中國經濟未來20年年均潛在增長率達到8%的主要理由。
而在10年之前，[南京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大家公認的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卻有三大動力：世界工廠、城鎮化和消費升級，因此，需要從量化分析、國別經濟發展比較等角度來客觀評價城鎮化的功效。
目前中國官方公布的城鎮化率為51%，這是按常住人口概念計算的，有不少學者甚至認為，如果按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0%左右，這兩個數據都預示著中國城鎮化之路還可以至少延續20年（即城鎮化率達到70%）。但如果換一種角度看城鎮化水平，去農村調研看看中國的“農村化率”，會發現農村的青壯年人口已經非常少了，而城鎮化率=1-農村化率。 如果農村化率很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率較高呢？
筆者發現官方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主要是從事農業勞動的人數，被大大高估了。如2011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一產業就業人口為2.66億，扣除城鎮從事第一產業的360萬人之后，農村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數約為2.62億。但這2.62億農村勞動力中，究竟有多少是全職從事農業勞動，又有多少是兼職從事農業勞動，官方并沒有作出說明。
但從農民純收入的構成看，有接近40%的收入是工資性收入，可見有很多被納入“第一產業勞動人口”的，實際上主要是從事非農職業，而這部分人的數量約有 8000萬。筆者最后的結論是，目前中國農村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人口大約只有1.6億左右，比官方數據少一個億，而未來農村可向城鎮轉移的勞動力數量大約只有4000-6000萬。這意味著，到2020年前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就大致結束了，目前中國或許已經步入城鎮化的后期。
這個結論可以找出各種佐證：1、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經降至10%左右，盡管第一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在過去30年中大幅提升；2、民工荒現象的持續出現，學者對劉易斯拐點的討論；3、城鄉之間超過3倍的收入差，決定了農村絕大部分青壯年勞動力沒有理由繼續從事農業勞動；而城鎮從事環衛、園林等行業的低收入勞動者的老齡化現象，也證明了農村老年勞動人口也已經向城鎮轉移。4、中國農民平均年齡快速上升，目前應該在50歲以上，與發達國家的農業勞動人口的年齡日益靠近。
如果城鎮化不以常住人口（在某地居住六個月以上）的概念來劃分，而是以“城鎮非就業人口”加上“全國非農就業人口”除以全國總人口來估算城鎮化率，則2011年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0%了。這也意味著，我們所憧憬的拉動未來經濟增長的城鎮化因素，其動力已比較有限。
絕大部分人都相信城鎮化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這在中國過去30年的城鎮化進程中已經被充分證明了。但是，從拉美和南亞這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看，他們的經濟停滯不前，但城市化率卻仍在提升，如巴西的城市化率已經高達80%，但經濟卻陷入長期徘徊的困境中，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左右后止步。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1960年的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中，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13個國家和地區先后進入高收入行列。可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大概率事件，當經濟增長到了一定階段，都會遇到發展的瓶頸，而城市化本身只是工業化的結果，而未必是經濟增長的源泉。
回顧中國30多年來的城鎮化過程，支撐城鎮化的主要是工業化，而工業化之所以能如此迅猛地推進，一是靠中國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二是靠行政主導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從而有效地承接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接下來面臨的困難會很多，從企業層面看，低端人力成本的剛性上升，產能過剩、企業杠桿率上升，今后企業會面臨利潤率下降，投資意愿不足的窘況；從政府層面看，一方面債務水平上升，制約其投資意愿，另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項目中盈利性項目比重不斷降低，公益性項目比重會不斷上升，這就需要消耗更多的財力；從農村轉移勞動力層面看，過去30年政府和企業為農民工所支付的酬勞很低，如今，不僅勞動力成本提高，而且隨著農民工年齡的增長，子女在城里成長，政府必須提供更多的教育、醫療、福利等公共產品。據筆者粗略估計，目前中國城鎮中 30歲以下的“窮二代”已經占城市總人口的20%左右。
過去30年中，政府和企業從勞動人口中獲得的多、付出的少，這可以從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企業盈利占GDP比重的不斷上升中得到印證。那么，今后10年，這兩個占比都將掉頭向下，這也意味著全社會儲蓄率水平下降，投資率也相應下降，進而讓經濟增速進一步放慢。
有人說城鎮化會導致更多的購房等消費需求，從而成為拉動經濟的最大內需，那么，為何過去30年的城鎮化過程沒有讓農民工成為買房群體呢？統計顯示，農民工在城鎮的自有住房擁有率只有0.7%，幾乎等于零。而未來面對高房價，農民工更沒有購買能力，只有靠政府提供廉租房等公共產品，而目前政府所能提供的保障房連城市戶籍的低收入群體都難以完全滿足。這意味著依托城鎮化毫不費力地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今后城鎮化率越上升，政府所要支付的成本就越大。
比較日本、韓國、新加坡及臺灣地區等成功實現經濟轉型、成為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化過程，發現它們的普遍特征是，隨著城市化率的上升，貧富差距普遍縮小，基尼系數都在0.4以下，日本、臺灣等甚至低于0.3。而那些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城市化過程中，則無一例外地出現了貧富差距擴大的現象，如巴西的基尼系數甚至超過0.5。而中國2009年的基尼系數為0.47，呈現快速上升趨勢，說明中國城鎮化過程更接近拉美及南亞國家的特征。這應該足以引起警覺，即中國進入后城鎮化階段后，如果不能有效縮小貧富差距，不僅經濟增速會放緩，還有可能步入中等收入陷阱。
城市的形成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交通便利、資源充裕的優越地理環境自然形成的人口密集區，二是經濟發達、產業集聚而形成的經濟中心，三是依靠行政權力建立起來的區域。由于中國地方政府擁有較大的行政責任和權力，中國的城鎮化過程錯綜復雜。比如，自然形成的城鎮自古有之，不必贅述；而東部經濟的率先發展，導致中國過去30年來人口不斷往東部流動，但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下的行政性城鎮化，則導致了投資向西部傾斜。
過去10多年中，被批準的區域振興規劃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等數量眾多，覆蓋了全國各地。據不完全統計，僅2008年以來國務院就批準了21個區域振興規劃。盡管這些規劃的推出都是為了拉動經濟增長，實現地區間均衡發展，但過去的經驗表明這些地區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逐年上升并沒有帶來相應的經濟繁榮。如 2001-2010年，西部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在全國的占比從16.37%提高到19.58%，中部從14.86%提高到17.14%，2012年上半年更是達到24%，而東部地區從54.9%降至如今的50%以下，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多年來不斷增長的固定資產投資卻沒有帶來GDP的同步增長，說明大規模投資并沒有達到規模經濟的要求，實現效益的提升。
更讓人擔憂的是，[天津瑞豐注冊香港公司]行政區劃管理體制下的城鎮化，不僅容易導致規模不經濟，而且容易造成產業同構化和產能過剩。從過去的大煉鋼鐵鬧劇，到如今一哄而上的光伏、風電等新興產業的盛衰，都反映了各地方政府為了政績而彼此爭奪資源和消耗財力的行政區劃體制屬性。
綜上所述，中國快速城鎮化經歷了30多年后，所堆積的問題越來越多，矛盾也愈加尖銳，故未來的城鎮化過程應該是風險大于收益，困難多于機遇。尤其在縮小貧富差距和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要挑戰政府的財政能力底線。此外，未來的城鎮化過程能否做到去行政化也非常關鍵，否則城鎮化所帶來的成本和壓力，與過去相比將不堪忍受。因此，未來的城鎮化恐怕難以成為助推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中國經濟要健康發展，仍然繞不開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