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國經濟形勢需討論一個判斷，就是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比較更具有能動性。能動性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中國在宏觀經濟與長期發展重大問題上，有較多支配策略選項，政策選擇自由度較高。二是作為體量最大與快速追趕的新興經濟體，中國經濟增量全球影響最大。“三駕馬車”宏觀討論流行語境，通常強調中國經濟對外需被動依賴性，對中國能動性重視不夠。當然，能動性是中性概念，較高能動性并非總是好事。如果判斷和選擇有誤，能動或許不如被動。
對中國經濟選擇的能動性，[寧波瑞豐注冊香港公司]可以從不同方面觀察探討。第一，中國當代經濟成長合規律性內涵，構成未來持續發展能動性的基本條件。第二，仍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較快推進發展階段，是中國經濟選擇能動性的現實保障。第三，身居全球經濟最大增量國地位，是實現中國經濟能動性并派生全球影響的客觀依據。第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實踐與增長表現，提供中國選擇能動性的最新證據。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長道路，受起點條件與外部環境影響具有深刻特點，在呈現發展形態的歷史多樣性方面提供了當代大國案例。系統和深入研究中國經濟發展具有特征性實踐探索與經驗教訓，有望為深化認識當代經濟發展規律做出重要貢獻，為豐富和推進經濟發展理論創新提供多維度新鮮案例、素材和思想。不過特殊形態總是在一般規律基礎上展開。就本質內容而言，中國發展經驗與一般發展原理以及國際比較經驗并非根本矛盾。
例如，無論是通過艱苦持久地推進市場化改革引入和發揮價格與競爭機制，還是結合中國國情不斷探索調試產權界定方式以培育市場主體長期行為預期與激勵機制；無論是通過“干中學”以及數億農業勞動力轉移方式積累人力資本，還是通過“拿來主義”與自主創新相結合謀求技術進步；又無論是利用產品內分工全球化環境特征發掘后發比較優勢作用，還是重視財政與金融穩定并對嚴重宏觀失衡進行果斷調整……；中國經濟發展基本實踐經驗與其他國家成功發展經驗相得益彰，與現代發展經濟學基本思想也相映成趣。
中國當代經濟成長具有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結合意義上的合規律性，意味著只要繼續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正確方針，堅持中國當代發展轉型的正確實踐經驗，直面經濟體制轉軌進程中“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挑戰，力推改革解決阻礙中國可持續發展方面制度瓶頸并釋放制度創新潛在能量，中國經濟就有望在未來較長時期持續追趕和實現現代化轉型目標。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合規律性，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終究由我們自己認知與行動選擇來決定，并非存在無法回避的外在“陷阱”，由此構成中國選擇能動性的前提條件。
中國目前城市化率仍僅略高于五成，提升城市化水平的歷史進程仍方興未艾。2010年中國農業勞動力占比35.6%，仍遠高于OECD國家平均水平，未來相當長時期每年仍會有數以百萬計勞動力轉移到非農部門工作。中國目前用美元衡量人均收入仍不到主要發達國家平均水平兩成，客觀存在的巨大差距表明中國后續增長仍有巨大潛力。中國如能深化改革，完善體制，校正機制，理順關系，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求發展，完全有可能在未來一段較長時期繼續利用城市化和“后發優勢”潛能推動經濟較快增長。客觀具有與發展階段性相聯系的較快增長潛能，構成中國經濟能動性的現實保障。
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增量貢獻國。利用IMF全球與國別數據庫，并假設2010-2015年用市場匯率和美元衡量中國GDP將在2005-2010 年基礎上每年遞減2個百分點，可匡算與估測2000-2015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匡算結果顯示，中國在2005-2010年已成為全球經濟最重要增長貢獻國，這一時期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量貢獻比為21%，比同期美國增量貢獻比10.9%高出近一倍，比歐元區增量貢獻比11.5%超過八成，比日本增量貢獻比5.24%超出三倍。預測結果顯示，中國2010-2015年間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將有望進一步提升到29.4%，超過美國、歐元區、日本這三大最重要發達經濟體加總預測值25.7%。中國特大型國家經濟體量，決定其快速追趕階段對全球經濟具有異乎尋常的增量貢獻，使得中國經濟能動選擇必將產生顯著全球影響，構成中國經濟選擇能動性與全球影響力的客觀依據。
縱觀過去四年全球經濟演變大勢，中國經濟已經歷一個相對完整的宏觀周期，最近似乎重回原點與發達經濟體一起討論如何穩增長問題，這個事實本身就凸顯現階段中國經濟具有更大能動性。面對外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速下滑形勢，中國政府2008年底推出一攬子刺激政策，很快拉動貨幣信貸快速擴張，并在外需劇烈收縮背景下通過內需快速反彈推動總需求V型回升。事后看這輪罕見刺激措施效果實際利弊互見，其經驗教訓有待專題研究進行理性分析總結，然而中國通過內需擴張推動宏觀經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早最快V-型回升是不爭事實，這表明流行觀點過于強調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需依賴度觀點并不正確。另一方面應對危機政策實踐也顯示，中國雖有能力相對獨立地刺激增長，然而貨幣與經濟擴張過快過猛也會造成宏觀失衡并面臨被動局面，這又提升我們贏更好地認知和運用中國政策選擇能動性，對超常刺激措施運用保持必要審慎和警戒。中國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實踐與增長表現，是體現中國經濟能動性的最新經驗證據。
回顧新時期中國開放宏觀經濟政策實踐，在基本方針上重視積極主動與審慎穩健之間平衡，正確應對現實挑戰并取得很大成就。不過在內外環境快速演變背景下，對一些新的重要政策問題選擇邊界與能動性認識，從總結經驗角度看也有必要進一步反思探討。例如新時期開放宏觀經濟出現一個新情況，就是如何認識和管理外貿順差、匯率調整與外匯儲備增長之間關系問題。實踐表明，如果過于看重外需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簡單地把外貿歸結為外需，對匯率政策以及國內改革調整能動性缺乏足夠認識，我們就可能真得會被動面臨持續順差失衡與外匯儲備過量擴張的尷尬現實，并通過開放型經濟內外失衡聯系機制對貨幣信貸與總需求管理帶來新困難。
我們知道對外貿易的基本與本質功能，[大連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是借助比較優勢等利益創造效應，推動國際分工深化與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并不是通過外需擴大需求。在理論上，即便假設各國貿易都以平衡方式擴大，各國外貿對外需“貢獻”都為零，與外貿相聯系的分工專業化效率與國民福利仍可得以拓展和提升。中國從計劃封閉經濟轉向對外開放歷史也證明這一點。早年特區探索使我們認識到，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擴大貿易，能擴大利用外資以及更有效地勞動力等國內不可貿易要素，從而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發展。中國逐步確立改革開放基本國策，擴大需求顯然不是主要考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