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之后，中國為保持8%的GDP增速，推出了大規模的投資計劃，致使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大幅上升。今年1-10月，僅地方融資平臺發債規模已近6000億元，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億，這表明政府債務水平仍在快速上升。不管未來中國經濟增長模式如何轉型，越來越依賴負債來獲得增長似乎已成定局。
目前人們普遍看好城鎮化對刺激內需、[杭州瑞豐注冊香港公司]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確，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質量為主題的城鎮化，一定可以拉動消費和投資，但前提是政府必須大量舉債。例如，完善城市軌道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對教育、醫療衛生、養老、低收入群體補貼和失業救濟等增加投入，都需要耗費大量的財政資金。就目前地方政府已經捉襟見肘的財力而言，顯然不足以承擔這部分巨額開支，唯有通過舉債來支付。以城市的地鐵等軌道交通為例，地方政府幾乎都依賴銀行貸款來獲得支持，但今后地鐵的運營收入一般連貸款利息都覆蓋不了，更不要說歸還本金了。
又如，目前提出的“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目標，如果要實現，則需要花費更多的財力。有人測算現在一個北京戶口的市場價為50萬，這意味著政府需要為一個北京戶籍人士長期負擔的財政支出貼現值為50萬，假如北京市目前有外來農民工300萬，若全部實現市民化，則意味著北京市政府今后累計要為此多支付1.5萬億。若按10年來分攤，則每年財政要多拿出1500億，這就只有靠負債了。目前全國有1.6億外來流動人口，若按每人10萬的財政支出計算，這意味著即便今后農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各地政府也必須累計將拿出16萬億來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標。
從上述的案例中，我們很容易發現如今的城鎮化與過去30年的城鎮化之間的區別：如今的城鎮化以提高生活質量、縮小本地人口和外來人口收入差距為目的，是“燒錢”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是工業化的結果，大量農村廉價勞動力涌入城市，在給企業創造豐厚利潤的同時，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來錢”的城鎮化；過去的城鎮化讓農民成為城市貧民，如今的城鎮化是為了還“欠賬”。因此，今后城鎮化推進的力度，將更多地取決于各個地方政府的債務管理能力。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隨著人口老齡化和經濟增速的下滑，今后財政支出的增速將遠大于財政收入的增速，這一缺口將需要規模越來越大的舉債來填補。
有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企業債發行總額達5713.53億元，同比增速達191.9%，發行主體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國有資產投資經營公司等為主。舉債規模幾乎翻倍增長，這一方面可能是為了應對到期債務的償還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為新增政府投資項目融資。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方面需要投入的資金將逐年增加，有關部門應該認真測算一下債務增長的速度和總規模了。
拉美國家在上世紀70年代普遍實施“赤字財政─負債增長”戰略，從而輕松地避開了當時的世界經濟衰退，該地區在1973-1980年的經濟增速達到 5.5%，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經濟增速。但也正是赤字財政導致了拉丁國家普遍陷入債務危機，使這一地區1981-1990年的年均增長率僅為1.0%，人均年增長率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被稱之為失去的10年。
中國今后無疑也會實施赤字財政政策，這也是無奈之舉。但與拉美國家相比，中國具有它們所不具備的特點或優勢：一是中國今后的債務增長，類似于日本模式，即內債占絕對高的比重，且中國又是外匯儲備第一大國，故受外部沖擊會比較小，發生危機的概率較低；二是中國過去30多年已經建立起比較好的工業基礎，具有明顯的國際競爭優勢，出口額全球第一，這是拉美國家的進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擬的，后者在過去曾出現連年貿易逆差和巨額外債，最終引發金融危機；三是中國政府的資產負債表質量遠高于拉美，僅就國有企業的規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東權益”就超過15萬億（2008年數據），這還不包括土地、礦產、森林等國有資源；四是中國人的勤奮度幾乎是全球第一，這對于勞動生產率的提升至關重要，今后中國在產業轉型的過程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依然存在，而拉美國家則在過去的產業轉型中，出現了勞動生產率的下降。
因此，即便中國今后步入“負債式增長”時代，也不必過于擔憂。
中國究竟是搞中西部與東部均衡發展的戰略，還是采取區域間不平衡發展的戰略？要發展小城鎮模式，還是要發展大城市化模式？究竟要靠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是做強做大基礎產業？有關這些爭論一直存在，各有各的道理，但缺乏一個核心衡量標準。經濟學從微觀看，就是要追求企業利潤最大化或個人效用最大化，從宏觀看，就是要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全社會效益最大化。而全社會效益最大化的一個檢驗指標，就是看總投入與總產出之比。
如用投入產出比檢驗過去10多年來的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和東北振興這三大區域發展戰略，會發現對這些地區的投入，其單位產出量遠不如東部沿海地區，無論是為提供私人產品的投入還是公共產品的投入。例如，在西部某地修一條高速公路，其每公里的造價是東部的三倍，但車流量只有東部的三分之一，意味著這條高速的投資效益只有東部的九分之一。你可以列舉很多理由來解釋發展貧困地區的意義有多大，你也可以用西部地區目前經濟的高增長來證明投資西部是正確的，但未來 10年，你的投資回報率有多高呢？能否還得起銀行貸款？你可以讓中央財政為你的低效投資買單，但你能否留得住若干年后倒閉企業的失業工人？
在中國，規模不經濟的投資活動比比皆是，且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導的。一說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全國各地便一哄而上，新能源、信息產業、文化創意產業、金融中心都成為各地重點扶植和發展的產業，產業同構化現象非常普遍。再看看目前那些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如鋼鐵、有色等原材料產業以及風電、光伏等所謂新興產業，都與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參與密不可分。這應該引起人們深思：中國要實現經濟轉型，前提是要推動政府職能轉型，區域經濟良性發展的前提就是要“去行政化”，對官員的考核就應該“去GDP”。否則，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現象就無法根治。
當前中央政府為新型城鎮化開出的藥方是戶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務體制改革，這無疑是非常到位的舉措。但如前所述，這些舉措都需要舉債來實現，但這并不是難題，關鍵的問題是地方政府有沒有意愿和動力去做這些事情，如果不轉變政府職能，恐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目標的全面實現，又會遙遙無期。
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為例，由發改委牽頭負責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啟動以來，已歷時八年之久。期間官方曾多次給出方案出臺的期限，卻屢次延期，至今仍被推后。而在這八年中，中國貧富差距又擴大了多少倍？為何不少與GDP或稅收相關的地方投資項目被紛紛提前，不少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都是爭分奪秒去完成，為何很多與民生相關的公益性事業被一拖再拖？答案不言自明。
綜上所述，[北京瑞豐注冊香港公司]中國經濟走上負債式增長之路是必然選擇，但無需過度擔憂。當然，如何提高投入產出比，是選擇發展戰略、模式和路徑的核心考核指標。對國家而言，就是要實現規模經濟；對企業而言，就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服務民生而言，就是要讓公共服務產品的效用最大化。而要實現這樣一種經濟轉型，前提是政府職能也要轉型。 
